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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卡尔维诺的小说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，马可波罗津津有味地向可汗忽必烈讲述城市的故事。他提到一座叫塔玛拉的城市：“你浏览街道，它们仿佛是写满字的纸张：这座城市说出你必须深思的每一件事，叫你复述它讲过的话，而在你自以为游览塔玛拉的时候，其实不过在记录它用来剖析自己各个部分的名词。无论城的真正面貌如何，无论厚厚的招牌下面包藏着或者隐藏着什么东西，你离开塔玛拉的时候其实还不曾发现它。城外，土地空虚地伸向地平线；天空张开，云团迅速飞过。机缘与风决定了云的形状，此刻你开始着意揣摩一些轮廓：一艘开航的船、一只手、一头象……”

   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东莞。我相信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气质和脾性。来莞已经近一年了，每次坐着公车穿越这座城市，看着车窗之外或雨或晴，或阳光灿烂，或街灯寂寞，我想，东莞因为莞草而得名，在遥远的时光里面，它是否曾经荒草萋萋，鹅卵石铺满了河滩，白色和黑色的鸟在空中飞来飞去——这座城市曾经是一本大书，它供给许多人阅读，但没有人能够真正记住它，就如没有人能记住塔玛拉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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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2006年秋天，我去了虎门的博物馆，去看望我们的祖先——躺在床上抽大烟的以及举着大刀对着侵略者枪炮的——我在阅读一座城市的隐痛与辉煌。我仿佛看到了炮火纷飞的年代，怀抱着瓷器的妇女的悲欢离合，眯眼抽大烟的大少爷们盘算着下一季的地租，勇士们放下锄头提着长枪出了门，饱读诗书的年轻将领洒血城楼，无所畏惧的老人们围坐在村口的榕树下，身着长袍的书生在酒楼里义愤填膺……无须别人的想象，他们在过着一种带着硝烟气味的生活，岁月流走，他们慢慢地变成了城市这本大书的一页。我们阅读着它，但无论多么敏锐的触觉，都只能触摸到历史的衣角，大多数平凡的人们已经消失在空气里，只能被那些穿黄衣马褂的人们呼吸着，吞吐着。他们是注定被遗忘的大多数，时光之河流走了他们的音容和质感。

    历史太丰富了，需要记住的东西太多了，只有上帝才能记住每一粒泥沙的变迁。于是，博物馆只能以他可怜兮兮的手指，留着所剩无几的时光碎片；像个一直活着的老人，博物馆安坐在虎门的海风中，无比安静地呼吸着，他向这座城市的人们提供他所有的记忆，显得有点不好意思。他完全不知道每一个走进他的人们都发出一声惊叹，每一个阅读到这座城市记忆的人们，都用一种仰视来表达对这位秃顶老人的敬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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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曾经想，如果坐在时光的坐标上，向前看是光灿灿的未来，向后望是恢弘起伏的过去，我们就应该感激时代对我们的恩赐。

    “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”，这应该是任何一座城市发自内心深处最善良的愿望。当东莞这座年轻的城市以他活泼的气质表达这一愿景时，每个东莞人都眼望苍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只有文化铺成的温床，才有可能“诗意地栖居”。一座城市的文化不是造出来的，而是由内而外自发形成的。人们提起巴黎会想起浪漫和艺术，提起北京会想到历史与威严，那么，我们希望人们提起东莞，会想到什么呢？我们想要一座什么样的东莞？

    一座没有记忆的城市就如一个失忆的老人一样可怕，历史和记忆可以是压得人走不动的包袱，也可以是一座城市性格形成的资本。惟有打通新莞人与祖宗的血脉，相博相生，气息共鸣，才能将一座城市的气质发挥到极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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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小说《看不见的城市》中，忽必烈对马可波罗说：“从今往后，由我来描绘城市，而你则在你的旅行中验证它们是否存在。”忽必烈说他想在他的头脑里建造一座样板城市，可以按照她来演变出任何可能的城市。但最终，他们发现这无法实现。

    “传说中的城市很大部分是他实际存在需要的，而实际存在的城市却比传说的实际要少。”无论是传说中的还是实际存在的城市，无论是东莞还是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，我们都希望城市本身就是一首诗，我们的人生是一首诗，我们的每一个微笑，每一声问候都是一首诗。

    一座向诗意靠近的城市，一座有文化点染的城市，一座有着沉甸甸历史资本的城市，他不但有战火与反抗，还应该有温和的生活品质，安静得掐得出水，晶莹得可以望得见童年——这样的城市是可以寄托梦想的。